马英九先生在台湾开设“大九学堂”，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台湾学生加深对民国历史的了解。一些“大九学堂”的学生跟随他此前的祭祖行程来到大陆，也是想体验那段历史。孰料随行的台湾学生和记者对民国史的基本线索相当陌生，很多人竟从未听说过张自忠，这让在场的大陆人甚觉惊讶。在对包括民国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的认知上，台湾究竟出了什么偏差？

首先，认识历史、获得“历史感”的根本动力，来自关怀。1895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正是现代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最关键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却与这个过程脱节。殖民当局灌输给当时台湾居民的历史知识，都是与中国史的价值和史实对立的、殖民化的内容，这使得1945年之前即居住在岛上的台湾居民并未在国族建构进程上与大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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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党没有能力全面去殖民化，且因为1949年之后退据台湾岛，不得不与未曾经历国族建构过程的台湾地方意识和岛屿的殖民地化历史妥协。基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中国化”的历史论述。然而，建立于19世纪末的国民党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有着西化、矛盾的一面：国民党对中国历史的深层面向理解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国农村、中国边疆的理解有限；推崇西式制度和西式的“现代化”经验，使得国民党未能从根本上建立立足于民族立场，彻底排除外力殖民、彻底清除殖民遗产的历史使命感。因此，冷战时期的国民党，为了得到来自美日等外部支持，以及台湾殖民时代精英阶层和主张西化的自由派的支持，实质上放弃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关怀。

蒋介石身后，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妥协更加失去底线，终于导致以“再殖民化”为目标的“台独”政治势力和历史论述取代了原本的半吊子中国历史论述。“台独”的历史论述将台湾岛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将台湾岛的利益和前途与中国的利益和前途对立起来。

其次，“历史感”源自身临其境的感受，包含空间感、时间感和文化环境感。由于丧失关怀，又局限在岛屿的有限空间和相对单调的历史线索当中，很多台湾年轻人未能建立大范围的空间感和长时段的时间感；多样性有限的地方文化、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西化的价值观，都使得当代台湾青年在感受中国历史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积淀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

举个例子，对中国人而言，《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的内容，本是不分教育程度，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在台湾，中文系学生里看过四大名著的人都寥寥可数。《红楼梦》本来就是白话文学，语言的生动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一面，但不少台湾人只能看吴淡如改写的白话《红楼梦》，而后者其实是枯燥乏味的现代书面语。

如果询问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台湾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有很大一部分视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为最大的“苦差事”，因为那被认为是比数学还抽象、非死记硬背不可的知识。

再次，台湾不同时期的历史、地理教科书曾存在过不同程度的缺失；现行“去中国化”脉络下的历史教科书，则更非“缺失”二字可以形容。

两蒋时代台湾官版历史教科书的重点在罗列朝代更替，缺少对历史转折内部线索的叙述，也缺乏社会、经济、文化内容；地理教科书则平均列举各省交通、物产，缺乏对中国整体自然空间、经济空间和人文空间的联结展现。李登辉上台后，任用“台独学者”杜正胜主管教育，杜的“同心圆史观”主张以台湾为圆心，逐圈向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其目标是最终凸显政治上的所谓“台湾主体”。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永和写了一部《台湾岛史》，声称台湾这个独特地理范围的历史“一向有着独立的脉络”，它并不是中国国家历史叙述中的台湾地方史。从陈水扁到蔡英文时期，台湾官版历史教科书继续延伸历史观严重扭曲的“同心圆史观”和“《台湾岛史》史观”。

综上，台湾学生和记者对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的陌生，源头在于政治左右了历史关怀，台湾官版历史教科书的扭曲也是这种政治左右的结果。“光复”以后，国民党试图在台湾推行“中国化”教育，这个目标因政治原因逐渐被打折扣；而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时期则急速推动“去中国化”教育，“国民教育”成为培育“台湾国民”的教育。这样来看，台湾学生和记者在大陆的表现就不令人惊异了。

（顾雪婴，作者是台湾历史学者）